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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繼愈: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
 

  【述往】

  作者:張曼菱

  2009年春,在北京病院一間寂靜的病房里,重病中的任繼愈艱苦地書寫下幾個名字,交給了我。他寫了梅貽琦、胡適、傅斯年,卻沒有寫蔣夢麟。

  “我佩服梅貽琦,我不信服蔣夢麟。”這是任繼愈先生在性命的最后時刻對我說的。

  任先生是一個出言不遜的人。普通他只用確定語,話中有話讓你自己懂得。然而此時,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照,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責備,語氣堅毅。

  西南聯大學人廣泛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入情感,不分“三校”之界線。抗日戰斗是一場“國難”,我理解,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負態度。

任繼愈: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

資料圖片

  從東三省失守,梅貽琦已知,中國“與日本一戰”不可防止。他蘇醒而迅速,提前轉移清華裝備與物質,將準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,為后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。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。

  梅貽琦有“所謂大學者,非謂有大樓之謂也,有巨匠之謂也”的浩然大氣,有八年“不棄不離”的職責堅守。蔣夢麟則初始反映敏感,以致北大面對“七七事變”猝不迭防。及到了長沙,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念,將“長沙臨大”稱為“由混淆水手把持的危舟”。很快,蔣夢麟離開了這條波濤洶涌中的船。

 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時大學艱巨成全的休會,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的追求。

  同年夏天,任先生辭世而去。仲秋季節,我登臺灣,代他逐一祭掃諸校長墓地。

  憂?患

 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“生于憂患”的學人。在西南聯大,他前半段是學生,后半段是教師,與這所大學相始終、共運氣八年。

  “七七事變,正值暑假。那時我家在山東,回不來了,報紙上有個廣告,說是北大、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聚集。”

 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。開學后,暴發了“是上火線仍是持續讀書”的劇烈爭辯。一些學生上了前線。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納:為國家保住“讀書的種子”,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。

  住在岳麓山寺廟里,夜間,任先生聽見虎嘯,早上出門,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。在這半壁江山里,他興趣盎然地考核,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。當時,他離畢業還有一年,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。

  任先生有一張剛達到昆明時的紀念照片:一個衣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。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常設大學的“步行團”分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,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,一人一套,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設備。

 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,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剿滅之意,“長沙臨大”大量師生家眷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,同時組織了一批意愿者步行轉移。

 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。學校當局認為,如果全部職員都從海外轉移,那將是一種羞辱。必需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,從還存在著的領土上走過去。

  聞一多等抉擇了步行,任繼愈取舍了步行。在采訪中,我發現許多有抱負有剛性的學長都挑選了步行,興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后來的剛性和志向,也許他們原來就有些不同凡響。

  任繼愈說:“當年國弱,而‘民氣’仍然不可被馴服,是當時鼓勵和支持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。”步行團走過貴州,一路上見到國民背鹽為生。“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,窮困是困窘,志不窮,人窮志不窮。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,比罵他祖宗什么的都還重。”

  “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??就是從上到下不愿當亡國奴。老鄉們也是這樣。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。當時的生活很艱苦,很苦楚,然而日自己來,他就不能忍耐。打日本,他們是很積極的。有志氣,民族志氣。那時候,我就感觸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入滲出在十字街頭里頭,不光是在上層。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,過去我在大學學本國哲學多一點。”

  正是通過步行,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發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,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。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,在那個時代不常見。他們成為中華民族振興之路的中堅。

  西南聯大文、理、法學院在云南蒙自居住時,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。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:“無名安市隱,有業利群生。”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。他說,那位熬粥的雷氏非正常街市之輩,他常與聯大的師生們交談,從時勢到歷史。

  那個時期的大學鴻儒,對于邊地和民間存在深刻的理解與同情、觀賞。大學“南遷”之旅,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走出了象牙塔,士大夫之氣節與民間之民氣相遇、相鼓勵,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。

  任先生保持著這條“接地氣”的途徑。他曾對我說:“我很愛好云南人這個民風,十分樸素,這個無比寶貴。”令先生深深悼念的,是當年戰時大學那股精神有尋求的濃烈氣氛。

  在《〈西南聯大啟示錄〉觀后感》一文里,任先生寫道??

  “抗戰成功后,日本投降,西南聯大遣散。三校各回原址辦學,生涯條件、教學前提都有了明顯改良。三校離開后,各立門戶,日子過得還不錯,總覺得仿佛還缺乏點什么。西南聯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,歷久彌新。”

  淡?泊

  看一個人對什么事件器重、投入,可以曉得這個人的信心和價值觀。

  攝制電視片《西南聯大啟發錄》是一個艱苦浩繁的工程。我從1998年開端拍攝,到2003年春天在央視播出,其間三次率攝制組采訪任先生。他素來不說過:“為什么不籌備周全了,一次問完?”實在,他是有理由這么說的。

  任先生是以導師的睿智,海涵與寬容著我步步深入的認知過程的。我拜訪的內容,從他參加“步行團”的一段閱歷開始,到總結階段講釋馮友蘭碑文。而最后一次采訪,是央視10頻道《探索發現》欄目已決議播出,在改版時,須要增加“師生撤退”的細節,我又來懇求先生“臨陣填空”。

  任先生從來沒有以“大人物”自居,而是把本人當作是西南聯大的一磚一瓦,隨時能夠添上。他還提供應我一個收藏本,是日軍進北京時拍攝的,那些圖片從來未曾問世。

  2002年秋,《西南聯大啟示錄》在北大勺園會議廳開研究會,名家云集,大家都等著任先生來發言。我電話督促,任先生說,因夫人馮先生有恙,故不出門了。

  2003年早春,《西南聯大啟示錄》因為一些史實上的異議播出忽然遇阻。寒風凜冽中,任先生呈現在北大圖書館的石階前,他一手拄杖,點路前行。他只有一只眼的視力,卻不要我上前扶持,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,走進會議廳,來參加這個應對“播出遇阻”的校友理事擴展會。

  沈克琦先生告知我,任先生個別都不加入校友會開會。

  烈火真金。會議上,任先生第一個發言。凜然而來,啟齒卻溫柔。他說:“《啟示錄》是很有意思的好電影,應當鼎力宣傳。”

  任先生讓我清楚,如何用不張揚的語言,講出那種“有骨頭”的話來。

  回到昆明,我給任先生打電話。他問:“咱們的《啟示錄》怎么樣了?”他把這部作品稱作“咱們的”,給了我勇氣和暖和。

  在諸多老校友們的鼎力爭奪下,《西南聯大啟示錄》終極重獲活力,進而取得中宣部“五個一”工程獎。任先生給我他寫的評論文章《〈西南聯大啟示錄〉觀后感》,卻又告訴我:“不發表,是給你看的。”在文章中,他以歷史“見證人”的身份表彰這部紀錄片,說它實在,不張揚,是“積少成多”“積沙成塔”之作。任先生還說,我是“用西南聯大的精神制造這片子”的,對我鼓勵有加。文中沒有直接批駁“不足”,而是供給大批史實彌補了西南聯大的“文科成就”,這一方面至今為人們所疏忽,也是片子的不足之處。

  任先生重視內在傳承和知音交換,類于古風。他貌和神謙,內藏鐵骨錚錚,將信念貫穿于學術與人生。

  “中華民族發展至今,有兩個追求是奇特的:一是重‘統一’,一是重‘氣節’。凡時局動蕩、朝代變遷,好漢和諸子百家,都是力求統一天下的。只有‘統一’,才干發展。對中華民族而言,同一是正常的,不統一則不畸形。在這些動蕩中,‘氣節’,是中國人看重的精神色操。”

  在文明與“氣節”的關聯中,始終存在一種精力價值的取向。王國維曾說過:屈、陶、杜、蘇四人,即便沒有文學蠢才,憑他們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驚天動地。

  我將自己的書送任先生,他說:“你的筆很野。”我一愣,他卻說:“這很好,別人想野還野不了呢!”

  任先生曾對我說:“你到北京,就到家里來。”但有些人擬托我請先生“吃飯”。他卻搖頭謝絕。

  任先生深諳進退之道。到暮年,他精簡人生,采用了“無為而無不為”的智者決定,以高齡之身主持編撰巨型經典,堅持自己安靜的環境。

  有一次,我從昆明打電話從前,小保姆說,爺爺漫步回來,正躺在沙發上休息。

  我說,等會兒再打吧。任先生卻已經從沙發上起身,接過電話,和我談起他新注的《道德經》。一周后,他親手題寫的新書就寄到我手上。

  任先生說,秦始皇“焚書坑儒”,可是有人將所焚之書的內容背下來,口口相傳。這就是“詩書喪,猶有舌”。《尚書》,就是這么來的。他以史為據,點明了常識分子對一個民族所負有的義務,那就是發明和傳布文化。

  在我與任先生的接觸中,從來沒有聽到過他襲用古人的名言來說自己的觀點。他總是說“大口語”,就像《菜根譚》,用最淺易的話。這是他已經構成的文化格局。這使我想到老子的“大音希聲”。體味先生的深意,我認為:

  一、是在學術上的身份清楚。他是現代人,是研究者,不是反復者。

  二、是自負。他認為,以自己的語言完整可以表述今天的觀點。

  三、是辨別。他認為,古今有別,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現代的事物上。

  四、是重“當初”。他以為,活生生的事實正在發展之中,古代人應該使自己處于一種一直摸索與發明的狀態下,而不是抱著保守的陳調。

  任先生的“內養”到達了舉重若輕的境界。他不必那些張揚的語言,也從不給別人以緩和感,老是淡淡的,輕言細語,時夾以“哎”,表白一種會心。

  中國古人以“氣”論“道”。任先生正是一個“買通了氣脈”的知識分子。這股“氣”貫串他的學術生活,支撐他的多舛人生。他恰是那位可以使我沉寂下來、實現一點事情、捉住歲月的道與德之師。

  與任先生的情義,令我想起那句古話:“生不用封萬戶侯,但愿一識韓荊州。”

  高?遠

  任先生的兒子任重對我說:“你每次來,他都特殊愉快。他喜歡跟你談話。你們倆的思想是一樣的。”與先生在一起,可盡情“高談闊論”。

  任先生終其畢生研究“老子”。他的立場及語氣卻是“節節退后”,越到晚年,越認為難解。每出一本新書,都會說自己本來的懂得還要商議。這種治學的精神,今世還有幾人?

  老子說,道是“無狀之狀,無物之象”。這個意思包括了世界的變更,趁勢而成的法則,不拘一格的思考。老子的理念已經浸透到中國文化之中,諸如虧盈之道、禍福相隨、事緩則圓、苦盡甘來等。在西方的哲學里,是找不到“應答”語匯的。

  南沙溝玉蘭開了,清茶絕對,坐在客廳里,四周是“國圖”的那些大書廚。

  我信口說:“道”就是智慧。“諸子”都是思維。而思惟是受“道”所統領的。所以,孔子求教于老子,“諸子百家”不與老子爭辯。無論從個體生命,到世事沉浮,天下歸屬,無不與“道”有關。曹操、韓愈的文章大氣澎湃,皆與“道家”相通。陶潛的詩受人愛好,因他有“縱浪大化中”的理念。大乘佛教和禪,都有道家的影子。

  任先生高屋建瓴,經世致用。他說:假如沒有道家,中國政權更迭的歷史會更加殘暴。是道家的理念,給了社會、人民與文化養精蓄銳的空間。

  我對任先生說,我是離不開山水和自在的。

  任先生笑云:這就是“道”啊!

  冬天的昆明,我在翠湖畔,舉著手機,讓任先生在京城聞聲海鷗的鳴叫。

  夏雨飄落,我在信中寄上緬桂和茉莉的小花。任先生告訴我:“花還沒干,還有香味。”

  任先生屢次對我說:“咱們有緣。”

  我問任先生:“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嗎?”

  任先生悵然道:“你是入室弟子。”

  任先生的哲學與宗教,門下自有高足。我是“跨界”的,一名“晚弟子”。

  馮先生猝逝,我惴惴地去電話悼念。任先生安靜地說:“年事大了。”一句話,表明了他對生逝世的“平凡心”。

  后來聞知,任先生在休息兩天后,依然逐日編書不已。

  最近,任遠、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體上表露了任先生確當年筆錄:“毛主席接見任繼愈談話經由。”看到先生的遺筆,墨淡紙輕,而骨子里的幽香卻悠悠透出。

  對這段舊事,有些人曾捕風捉影。而在任先生看來,這不外是“工作”。多少年來,他不愿動向同人及學生提及此事。

  任先生在注明里寫道:“毛主席激勵個人的話感到沒有必要寫在這里,未記載在其中。”這簡略的一句話,省略掉了當年毛主席對他的好評。這是何等污濁的心靈境界。當時他43歲,一位中年的哲學先生。

  任遠與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話,令人掩卷沉吟:

  “人漸行漸遠,凡事早該塵埃落定,時間,轉變著所有。但是有時候正相反,過去不留神,沒有深刻斟酌的事情,跟著時光的推移,在回想進程中,倒是覺得線索清晰了。消散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談話記載最近被發現,讓我們聯想起良多過去的事情,也對這幾十年父親的思想和為人有了更深入的懂得。”

  任先生人走了,還在給這個世界注入清爽雋永的啟示。這就是魂魄不滅吧。

  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

  張曼菱,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,1998年返回云南,致力于“國立西南聯大”歷史資源的挽救、收拾與流傳工作,創作有電視紀錄片《西南聯大啟示錄》,音像制品《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》,史話《西南聯大行思錄》等

  兩枚校徽

  2007年秋,我至南沙溝。坐定捧茶,掏出新編的光盤合訂本《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》面呈任先生。他約略一翻,說“等一下”,起身出了客廳。

  任先生再來,手心中捧著貨色。到桌上一開展,是“國破西南結合大學”的兩枚校徽。色彩有別,分辨為學生跟老師所佩戴。

  隨我同去的記者們都上前去拍攝。我也拍了幾張。

任繼愈: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

校徽(材料圖片)

  世人拍攝畢,任先生將兩枚校徽再拿得手上,他拉起我的手,翻開我手心,將校徽放到我手中說:“昨晚接到你的電話,我把它們找出來了。就等著今天你來,送給你。”

  見我愕然,任先生說:“這兩件東西,送給你是最合適的。由于你有這個感情。一枚是我當學生的,一枚畢業后我留校任教的。背地的號碼就是我當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身份號碼。這都記錄入檔的,在聯大檔案中能查到。”

  任先生還說:“西南聯大只有八年,像我這樣上完了學,又留下任教的未幾,所以這兩枚校徽也很難得了。”事后,他對女兒任遠說:“那兩個校徽我給張曼菱了,我覺得給她最適合。”

任繼愈: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

校徽(資料圖片)

  簡練的三角形帶著一種純粹的力氣。任先生說,那后面的小鐵杠,可以紐在當年人們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。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別針。

  越日,在“留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周年”的大會上,有人交給我一只信封,打開是一小札??

  西南聯大七十年世稱辦學的奇跡。這奇觀無非是“五四”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繼承。這種精神是永遠前進的方向。

  任繼愈?二??七年

  任遠告訴我,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講的一個字就是“寂寞”。我明確,這是“同志者稀”。(張曼菱)

  學人小傳

  任繼愈,有名哲學家、宗教學家、歷史學家。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東省平原縣,曾師從湯用彤和賀麟傳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,1941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。1941年至1964年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。1964年至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。1987年至2005年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。曾任北京大學教學,中國宗教學會會長,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,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,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。因病于2009年7月11日清晨4時30分在北京去世,享年93歲。

任繼愈: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

資料圖片

  任繼愈長期從事中國哲學、宗教學的教養和研究,學術成績出色,影響深遠,是用馬克思主義態度、觀點、方式研究中國哲學的優良代表,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首創者和奠基人。他籌建了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,培育了多少代中國哲學史和宗教學研討人才。他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以來,踴躍推動藏書樓建設,為繁華發展國度圖書館的事業作出了重大奉獻。

  任繼愈終生勤懇治學,敢于翻新,始終站在學術研究的最前沿。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造詣曾被毛澤東同道譽為“百里挑一”。他撰寫與主編的多種著述多次重版,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學者,其中《中國哲學史》四卷本長期作為大學教材,獲教導部特等獎。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振興,他先后組織引導和親身主持了《中華大藏經》(漢文局部)、《中華大典》、新修《二十四史》、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等多項大范圍的文化工程。他還致力于推進民俗學等學科的發展,為我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主要貢獻。他先后開辦了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《科學與無神論》等雜志,在倡導學術研究、宣揚迷信世界觀等方面,施展了宏大作用。

  《光亮日報》( 2017年05月03日?16版)

[責任編纂:叢芳瑤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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